柴静《穹顶之下》推出后,有多名网友指出其中的数据、图表造假问题。这些指控,有的不成立有的明显成立,但都未见柴静及其团队做出回应。造假指控哪怕只有一条成立,学术声誉即破产。我在这里不想一一分析这些造假指控,只从该演讲视频的开头部分找出三处涉嫌严重造假进行分析。
为了表明她与雾霾的“私人恩怨”,演讲一开始,柴静就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1分09秒开始):
“她(柴静女儿)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做麻醉之前,医生对我说,她这么小的年纪做全身麻醉是有可能醒不过来了,你要有个心理上的准备,我还没有来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了。后来护士在我手里放了一只小熊,那是用来安慰小孩的,她用来安慰我。”
在幻灯片上,柴静出示了这只玩具熊的照片(1分42秒),可以清楚地看到玩具熊衣服上写着:Make Surgery Bearable — JSEI Affiliates. JSEI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眼科研究所,难道柴静是在眼科研究所分娩的?但是查该眼科研究所信息,有数十名眼科医生,并无产科医生,该研究所也无产房。
有无可能柴静在别的医院分娩,而该医院也有这种玩具熊呢?JSEI Affiliates是JSEI的支持者组织,这种玩具熊是该组织专门为在JSEI做手术的小患者特制的,只在该医院使用,支持者为每个玩具熊捐款10美元(Make Surgery Bearable ),所以在别的医院是不太可能有这种特制的玩具熊的。何况医院都会有自己用来安慰小孩的玩具,护士何必给患者提供有其他医院标志的玩具为其做广告呢?
柴静没有说她女儿得的是什么样的良性肿瘤。新生儿最常见的良性肿瘤是骶尾部畸胎瘤,如果肿瘤很大,一出生就要摘除,但是从柴静出示的胎儿超声波图片上看不出来。当然新生儿还有可能得别的肿瘤,例如脑瘤、神经母细胞瘤、横纹肌瘤。但既然柴静女儿是在眼科医院做的手术,得的就是眼科肿瘤。一出生就马上抱去做手术,那就是在产前就已诊断、确诊了。但是常规的产科检查是查不出眼科肿瘤的。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能查出,例如有视网膜母细胞瘤家族病史并检测出了视网膜母细胞瘤基因突变,那么通过非常规的产前检查,例如做MRI,是有可能在出生前检测到视网膜母细胞瘤,但这种情形非常少见,少见到有这样的病例可以发论文了。而且即使在产前发现,产后也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确诊了才去动手术的。视网膜母细胞瘤是恶性肿瘤不是良性肿瘤,虽然凶险但不是急症,不至于一出生不让产妇抱就去做手术。视网膜母细胞瘤是罕见疾病,通常是在出生后的三个月内在对新生儿进行视力筛查时发现疑似,经过MRI等仪器确诊,才去做手术。
这个玩具熊也有可能是柴静从谁那里拿来的一个道具,选中它是因为它带着口罩,可以影射雾霾。如果这个玩具熊与其女儿的手术无关,那当然也是造假。其实这个玩具熊是个“医生熊”,穿的是医生服装,那个口罩是外科口罩。
柴静谈到她在生下女儿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全是烟熏火燎的味,我就拿一个手绢捂在她鼻子上”,这显然不是在洛杉矶,貌似在北京。难道她是在北京分娩的?之后发现女儿有肿瘤才去洛杉矶做手术?那样的话其叙述的一生下来就与女儿生离死别的故事岂不仅仅是故事?
总之柴静讲的这个感人故事疑点重重,希望她能具体讲讲她女儿究竟得的是什么良性肿瘤,在哪家医院做的手术,JSEI小熊是怎么来的。她既然把其女儿病情拿来公开宣讲,不涉及隐私了,别人自然希望她能澄清疑点。
柴静在演讲中讲了自己24小时背着PM2.5采样仪(6分30秒开始),检测结果发现:
“其中有15种致癌物,其中世界上最强的致癌物之一苯并[a]芘,它是国家标准值的14倍。因为在刚才那个片子(指2004年央视“新闻调查”的片子),当我站在孝义四五个焦化厂中间的时候,呼吸的苯并芘才超标9倍,现在我在一个国际大都市的中心,举目四望我根本看不见工厂跟烟筒,我怎么可能超标14倍呢?邱博士自己也怀疑了,他说不太可能这么高吧,我再算一次。第二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没错,就是14倍。大量的样本显示,有很多人比你更高,超标20倍。”
这意思是现在北京大气中苯并[a]芘的含量比孝义四五个焦化厂中间的含量还要高得多。但是她这个耸人听闻的结论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她播出的幻灯显示,她在炒菜时把pm2.5采样仪放在炉子旁边(6分41秒)。炒菜油烟中的致癌物比大气污染的多得多、严重得多,这应该是其采样仪搜集到的致癌物以及黑乎乎的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柴静显然没有合理取样的概念,她用pm2.5采样仪搜集到的污染物其实主要来自其炉灶油烟,也就是说,她比较的不是北京与孝义焦化厂的大气污染程度,而是她家炉灶油烟与孝义焦化厂的大气污染。她说,“如果我不对自己和孩子加以保护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会呼吸进去”,没错,她首先要做的,是让自己和孩子远离厨房油烟。
第二,柴静出示的幻灯显示,其使用的标准是《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7分15秒)。该标准是2012年发布的,北京2013年1月1日起实施,在2004年的孝义显然不会执行该标准。2004年执行的是《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这两个标准的苯并[a]芘的限值不同:2012标准的限值为0.0025,14倍是0.035;而1996标准的限值为0.01,9倍是0.09,所以实际上2004年孝义焦化厂大气中的苯并[a]芘含量比北京高得多,而不是相反。
另外,既然邱博士知道有很多人超标20倍,为什么一开始认为柴静测得不准,不可能超标14倍呢?还要再算一次才肯定?这故事讲得真乱。
柴静在演讲中提供了一张图表表示:“当pm2.5值升高的时候,人群的死亡率是随之上升的。”(12分34秒)。图表上显示数据来源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实际上它的数据取自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在2013年12月在《大气环境》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Time-series analysis of mortality effects from airborne particulate matter size fractions in Beijing,Atmospheric Environment 81 (2013) 253-262,改自该论文的图6。这张图表示的是2005到2009年这5年北京pm2.5浓度、非事故总死亡率、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变化的情况。最上面的那条曲线是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的情况:在论文原图,最高的是2007年,2008年有所下降,2009年又升上去了。但是在柴静的图中,这条曲线却变成了平滑上升,也就是说,这五年北京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是逐年上升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是对原图的篡改。
有人会说,柴静团队是用原始数据重新画图,进行拟合,表示的是死亡率的上升趋势。那好,我们再来看看原图。原图有一组重要的数据被柴静的图删掉了,那就是北京2005到2009年这五年每年的pm2.5平均浓度,分别是:76、84、78、69、65。可见在这五年,pm2.5值最高的是2006年,之后由于要开北京奥运会进行治理,北京pm2.5值其实是逐年下降的。柴静的图却显示那几年北京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逐年上升,岂不成了随着pm2.5下降,人群的死亡率是随之上升的?(按:pm2.5会立即导致循环系统疾病的死亡,不存在滞后)难怪要删掉pm2.5值,同时捏造出一条逐渐上升的死亡曲线。请问这不是捏造数据是什么?
这只是演讲开始十几分钟的内容,就已有了这三处明显的造假。后面还有多处数据、图表是有问题的,我就不再一一分析了,因为正如我一开始说的,哪怕只有一条数据造假,学术声誉即破产,没有必要一条条指出来,倒是柴静及其团队需要对造假指控逐一地回应,如果珍惜自己作品的学术声誉的话。
最后我再罗嗦几句:我不是说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不严重——只要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有切身感受;我也不是说中国空气污染问题不值得重视、环保不值得呼吁。重视环保问题当然很好,但是应该建立在科学、事实基础之上,不应该弄虚作假。中国环境问题已经如此严重了,哪还需要你通过造假来引起重视?
20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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